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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与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

发布时间:2019-05-20 13:44 作者:李明发 来源:原创

从概念上讲,在国民待遇原则的各种法律表达中,使用“不高于”、“不低于”或“不应该不同或更重”的字样而不是直接使“必须对待”规则;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有“一般例外”、“安全例外”、“补贴例外”和其他例外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国民税收待遇原则并不限制或限制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和政策优惠对外国投资者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税收和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排除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寻求公平竞争,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调整杠杆应尽可能平等对待,并对待税收的“经济公平”原则。外国投资者涉外税收优惠的“超国民待遇”显然违反了这一原则,导致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税收国民待遇原则与中国特定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之间不存在矛盾和矛盾。就原则而言,将原则置于“真空”环境以解释其含义是不现实的。该原则的实现在于政策的实施,政策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实施,经济环境中由各种因素和参数组成的制度安排表明了阶段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研究税收国民待遇和涉外税收激励的逻辑起点。现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作为国民税收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

首先,国民税收待遇原则的应用是一个国家内部公平统一推进到外部统一和公平的过程。中国税法的国民待遇标准尚未形成。全国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等主要经济成分,国家税法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给予他们不同的税收控制政策,主体依法承担纳税义务非常不一样;同样,由于国家发展重点的差异,经济特区、的、开放城市的、开发区的税负显着低于大陆。国家的内部税收并不构成大致统一的“国民待遇”。国外税收制度过分强调国民税收待遇原则,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二,涉外税收政策应充分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当前的经济政策。外国税收激励与税收国民待遇并存是一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结果。具体而言,当市场不发达时,国家迫切需要外部动力来支持自身的经济发展。当经济政策强调效率优先时,应适当提高涉外税收激励的程度;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趋于稳定、的高速和合法化。当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时,有必要淡化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公平竞争。因此,我们说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国民税收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两者是统一的。目前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包括降低某地区、行业涉外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并定期对新企业、外向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救助,此外重新投资退税,外国公司免征投资。税收优惠和耕地占用税等福利。税收制度的多层次和内容的复杂性使得整个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比较,执法的严重性被削弱,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其初衷。

首先,国民经济受到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歧视性压力。据有关资料显示,外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约为8%,国内企业的负担率约为28%。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20%。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种让步,而特许权概念的另一面则是歧视。一个国家如何依靠对国内公司的歧视来发展?

二是外资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薄弱。目前涉外税收制度的产业优惠政策导向过于简单。一方面,无论行业如何,普惠制都在经济特区实施;另一方面,无论投资规模和行业类型如何,生产性企业都享有同样的优惠待遇。通过这种方式,短期投资和以生产为导向的外国公司将在相同的利润预期水平上获得更大的利益。与此同时,涉外所得税减让率过低(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经济区减税率降低15%),使外国投资者的边际效益保持广泛行业大于他们选择密集型行业的边际成本。在预期成本效益比较下,政府其他产业调控政策的调整效应大大降低,导致国家非重点发展产业发展异常,地区间重复建设,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与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倾斜,客观上增加了区域发展的差距。外国投资者和外国资本的追求利润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决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效用的目标,并选择投资于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领域。目前的税收优惠往往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内陆投资环境相对缺乏吸引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流向最大化的公用事业领域,形成两种不同的沿海和内陆地区模式,以及逐步扩张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与外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所揭示的一些弊端,并且由于完全否定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实施平等的涉外税收显然是不合理的。政策。如上所述,税收政策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它与国民税收待遇原则并不冲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保留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首先,资金和技术短缺是涉外税收激励的先决条件。改革开放是同一目标下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互补统一的。改革和建设的资金和技术短缺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国情。在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和技术更先进的国家进口,以促进国内发展和创新。因此,开放投资,加强对外技术合作,走国际化道路是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法律制度也需要改进。、政府效率低下运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造成了宏观投资环境不佳,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国情。因此,外国相关的税收激励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劣的外国投资者的一种补偿手段。第二,保留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维护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证外国投资者的合理期望。在当前世界经济周期体系被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所压倒,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谨慎和敏感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如果废除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会影响税收政策的趋势,还会无形地扩大外国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从而导致国际短期热钱的“逃逸”和萎缩中长期投资,使中国国际化。竞争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与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

因此,在现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应以调整为基础。在平稳过渡的原则基础上,逐步缩小优惠水平,调整优惠目标和手段,突出国家产业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主要应该认识并处理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理解外商投资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投资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美国对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他们不认为减税可以奖励投资是吸引投资的唯一重要因素。 Stober的“等级规模”方法在世界上通常用于评估投资环境。 “水平规模”列出了影响投资的八个主要因素,其中税收激励措施包含在“外国公司和本地企业的差别待遇”中,排名第三,指定的最高分和“首都外汇自由、”允许的外国所有权与、政治稳定的比率是相同的。说明虽然税收优惠政策是大量外国投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的严重因素。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宏观经济稳定性、经济政策的可预测性和劳动力的价值和质量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手段,涉外税收激励措施必须同时促进投资环境的其他方面。否则,高税收优惠将被其他因素削弱,这将削弱优惠效应,并通过税收优惠放弃财政收入。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对称的。

2.确定涉外税收激励的重点。外国投资是一种高成本资本。引进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原则是优先发展国家相对较短的经济部门。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精神和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挑战,中国目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着重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如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原料。行业;加大加工业调整和转型力度,提高加工质量,特别注重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作为一种监管手段,应及时转移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从过去的区域导向到面向产业的及时导向,将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全国,实施双重 - 税收优惠政策。政策体系。具体方法是第一级。对投资于上述先锋产业的内外资企业也适用同样的一般优惠政策。在普惠制的基础上,对投资创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反映其深厚的税收优惠。这样,将促进外商投资工业部门的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对于参数无法产业,主要是一个非常劳动密集的不管形成小姐,其特点是重定向航空处理,998。限制性税收政策适用于能源消耗高达、且污染严重的限制行业的外国投资,如附加税等附加税。3.采用灵活的优惠机制,适应宏观因素的变化。纯粹低利率基本内容的优惠机制反映了国际比较利益的优势。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大国,已经实行税制改革以降低税率,这种单一的优惠机制或其作用的丧失,或无疑会增加税收支出,偏离税收优惠的初衷。单一机制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此税收优惠的多样化是明智的选择。例如,外国投资者递延税收性质的投资储备基金或短期免税的投资信贷;一种提供无息贷款性质的加速折旧方法;以及可以在到期时停止或延长的定期免税方法;其他非所得税激励措施,包括流转税和财产税等。鉴于中国涉及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适当减少这两种形式的比例,全面采取上述各种优惠措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优惠制度。

4.努力与资本输出国政府签订税收协议,以便税收激励措施真正落在外国投资者身上。国际投资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国际双重征税的存在抵消了税收激励措施对东道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从而导致国际税收转移。事实上,涉外税收优惠的目标应该是跨国投资者。只有在国家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居住国政府(或国籍国政府)签署税收侵略协议后,外国投资者因涉外税收优惠而产生的税负低于国家的税收负担。如果不再重新提交,所有与外国有关的税收优惠都可能落在外国投资者身上,从而可以充分实现优惠政策。

5.加强涉外税收优惠原则和涉外税法的严肃性。涉外税法是一个国家主权和信誉的重要体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地方利益任意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取代涉外税法的严重性,减免税的随意性。税收优惠的原则。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国家主权,而且使外国投资者对税收激励的稳定性和中国法律的严重性产生了不合理的心理预期,甚至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中央政府应积极发挥政治集中优势,加大税收控制力度,严格划分税收优惠政策,充分纳入向中央政府制定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权利,确保实施过程同时得到加强。涉外税收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和广度;保障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在法律和刑罚中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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